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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依法行政新动向:率先公布权力与责任双清单

策划人语:  “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这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对法治政府概括的24字标准,也是对建设法治政府的顶层设计。但要让这个顶层设计能够转化成接地气的现实,则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改革。  法治,不只是一套纸面上的条文,而是嵌入政府、市场、社会各个细节中的生动实践。“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从浙江的法治创新,到合肥公共资源交易法治化,都在把静态的法规变得生动鲜活起来。  目前,地方各级政府陆续公布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以及企业投资负面清单,更让我们看到了推进依法行政的铿锵步伐。这不仅是对行政权力的一次梳理,更是一场深层次的自我革命。  2015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地方政府的法治建设面临哪些亟待破解的问题?怎样创新政绩考核的指挥棒?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如何互动,才能使法治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地方实践是最好的观察样本,本刊记者带着问题出发,问道省、市、县三级政府法制机构,与基层决策者、企业家和法律工作者面对面,解析问题、探寻答案。  11月3日,安徽省政府法制办接到安徽省编办的正式批文,新成立一个处室——合法性审查处。在目前行政编制严格总量控制的情况下,安徽省编办批复同意省法制办增加1名副厅级领导职数,增加行政编制4名,足见合法性审查工作的重要性。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未经合法性审查或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交讨论。”安徽省政府法制办公室依法行政指导处处长焦凤君告诉《决策》:“安徽在全国率先设立专门机构,健全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将为安徽全面推进依法治省提供有力保障。”  安徽的这一首创,立即引来各界的极大关注。实际上,不仅是合法性审查,按照健全依法决策机制的设计,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这五个步骤,都将成为重大行政决策的法定程序。  在依法治国的宏观背景下,推进决策法治化的要求越来越凸显,安徽正在用一系列的改革创新,助力依法行政加快前行。其中,明确政府的行政权力和职责,排在首要位置。    10月31日,安徽省级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目录正式公开发布,75家省级单位清理出5405项行政权力,最终只保留了1712项,经审核减少了3963项,精简68.3%。安徽由此成为全国省级政府行政权力事项最精简的省份之一。  依法行政必须首先明确政府有哪些权力,进而推进政府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的法定化,这被行政法学家称为推进依法行政的“总开关”。虽然权力清单的发布,安徽不是第一家,但安徽的创新在于同步发布了责任清单。  安徽大学法学院院长程雁雷担任安徽省政府法律顾问,她参与了安徽省政府权力清单的制定工作。程雁雷告诉《决策》:“权力清单与责任清单同步发布,在全国具有首创性。推进依法行政仅仅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还不够,还要套上责任的紧箍咒。削减一项权力,并不意味着政府部门减少了一项责任。法治政府一定是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  在安徽省政府网站上,清单列表一目了然,其主要内容包括权力事项名称、实施依据、责任事项、追责情形、运行流程图以及廉政风险点。同时将行政权力分为行政审批、行政处罚、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奖励、行政强制、行政确认、行政裁决、行政规划及其他权力等10大类。程雁雷分析说:“把行政权力类别化,这也是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进步,要让政府充分认识到,权力来源要合法,行使权力要阳光,要符合程序。”  权力存留的依据是什么?焦凤君介绍说:“合法性是一项行政权力去留的首要因素。”针对保留的省级行政权力,此次专门依法依规编制了1.2万余条责任事项、2万余条追责情形,对应责任事项和追责情形列出3万余条法律法规条款依据,实现了“政府权力进清单、清单之外无权力”。  为从十多万条法律法规中,找出每一项行政权力的法律依据,安徽省编办、监察厅、法制办等部门和市县共抽调28人,分成6个小组进行清理审核。从今年4月份启动,历时半年才完成。  在省级政府公布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示范带动下,“市县压茬推进,确保2015年底前在全省建成上下顺畅、横向衔接的权责清单体系。”10月31日,安徽省政府向各市县发出明确要求。11月27日,芜湖市第一个公布市级清单。  与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相呼应,行政审批改革也在大踏步前进。在合肥,从2006年到2013年,先后进行了6轮行政审批事项清理。2013年至2014年10月,在原有基础上,又开展了4轮清理。“经过10轮行政审批改革,合肥成为全国行政审批项目最少的省会城市。”合肥市法制办副主任吴昌文告诉《决策》。  企业注册量的增长是对合肥行政审批优化、服务意识增强的最好印证。仅在2014年上半年,合肥各类市场主体达到34万多户,新增私营企业17000多户,同比增长97%。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依法行政释放的红利,在含山县同样显现。安徽绿龙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福宝在杭州经商20年后,“凤还巢”落户含山经济开发区。他在对比两地的行政服务后说,含山的政务服务,已经不比沿海经济发达城市落后。  程雁雷在参与和观察了权力清单制定后认为:“这次是政府向自己开刀,可以说是‘壮士断臂’,是政府的一场自我革命。”在推动这场“政府自我革命”的力量中,我们还经常会看到法学专家和律师的身影。    “随着法治政府建设的推进,可以在政府里设立公职律师,也可以进行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程雁雷结合20年的政府法律顾问经历,提出了两个发展的新方向。  据本刊记者了解,合肥在这两方面都已开始进行制度探索。吴昌文告诉《决策》:“下一步,政府法制机构、政府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将对政府依法行政产生相互补充的作用。”  但与正处于探索中的公职律师相比,政府法律顾问作为目前最重要的政府法律“外脑”,已形成相对稳定的制度。程雁雷介绍说:“合肥的政府法律顾问工作机制非常实。”  2004年,合肥开始聘请政府法律顾问;2010年,在原政府法律顾问服务模式的基础上,扩充到20人,构建起政府法律顾问大平台。  从合肥的实践来看,可概括为四个特点:一是聘请凸显“高端与务实”。20名政府法律顾问中,有法学专家3人,执业律师17人,涵盖了民商法、行政法、刑法等多个领域。  二是合作凸显“规范与专业”。为有效发挥政府法律顾问的智囊作用,合肥制定了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规则,形成了一系列制度,最大限度发挥顾问的专业优势。  三是服务凸显“节约与效率”。整合各部门法律顾问资源,建立全市统一的政府法律顾问平台,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约了财政资金。  四是考核凸显“务实和创新”。合肥市制定了政府法律顾问考核办法,按照参与处理涉法事物次数、质量和遵守法律顾问工作规则等多项指标,实施量化考核管理,同时引入退出机制,强化每位顾问的责任意识。比如,合肥引进京东方和联想电脑等项目时,政府法律顾问直接参与;合肥市出租车管理条例,则是委托安徽大学法学院陈宏光教授起草。  合肥的成功做法,已引起广泛关注,国务院法制办专门将《地方法律顾问制度建立实施情况研究》的课题,委托合肥市法制办开展。  在推进依法行政的大背景下,法律顾问作为政府的法律“外脑”,发挥的作用越发重要。10月,安徽省出台“规范政府系统重大事项决策行为”的意见,明确要求重大事项决策要组织专家论证,进行风险评估。  经过20年的积累,不管是专家型顾问,还是执业律师,他们不仅以实际行动参与和推动政府依法行政,也在推进着政府法治意识的提高。从长远来看,后者会更有价值。    现今,程雁雷几乎在每一个场合都会讲法治思维:“我演讲的题目都是围绕法治思维,去卫生厅我讲法治思维与行政执法,去综治委我讲法治思维与社会管理,去合肥市政府中心组学习就讲法治思维与行政决策,什么时候领导干部内心真正敬畏法、尊重法,我们的法治政府才有希望。”  程雁雷之所以如此强调法治思维,是因为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行政,是目前建设法治政府的主要短板之一。  今年6月,程雁雷受邀去安徽某县县委中心组学习讲一堂法治课,她发现县委书记给干部们指定了两本阅读书目,一本是《依法行政干部读本》,一本是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程雁雷惊讶地说:“《论法的精神》翻译的有些晦涩,我们看都得花大力气,干部们会看吗?”书记笑答:“看难啃的书才会有收获,我就很喜欢看,都看完了。”  在课堂上,程雁雷一如既往提到了法律信仰,还提到了法学经典教材——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书记很感兴趣。回合肥后,程雁雷寄了好几本给他。两天后,书记打来电话,说两个晚上就看完了,而且很好看。  “我很赞赏这位书记,他看了,县里其他干部肯定也要翻一翻,在中国很多事情要靠领导重视。阅读是个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过程,我觉得看跟不看肯定不一样。”程雁雷很感慨。同时她也坦言,有法治思维的领导还是太少。  对此,吴昌文认为,各级领导干部、执法人员运用法治思维的意识不高,已经成为法治政府建设的一个阻力。采访中,多数基层领导坦言,目前阶段法治意识高低,主要还是因为政绩考核体系的问题。“多年来,已经形成以GDP衡量政绩的惯性思维,部分基层行政首长往往是采用非法治手段追求短期政绩。甚至有的时候,领导要干什么事情,都会想办法搞出一个条例来,把不合法变成合法。”吴昌文说。  因此,改变政绩考核指挥棒,引导各级政府真正树立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是一项迫切需要的制度安排。  安徽在这方面是先行者。焦凤君告诉《决策》;“2009年,安徽就完成了《市县政府依法行政考核指标体系研究报告》,报送到国务院法制办后,领导很重视,批示建议推广全国,是以国务院法制办31号文件的形式印发的。一个正式文件发一个研究报告,这在国务院法制办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11月25日,安徽省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实施意见正式发布,其中专门对考核做出了部署。安徽省委组织部与安徽省法制办,正在联合制定领导干部的法治政绩考核体系,将来对领导干部的考核、单位的考核、拟提拔人员的考核,都会有一系列细化指标。  2014年10月,安徽省政府法制办对外发布《依法行政在安徽(2004-2014)》,“这是对《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颁布10年来的工作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既看到安徽取得的成效,也要直面问题。面向2020年建成法治政府,我们还需要更加坚定的步伐。”焦凤君说。

新华社北京2月27日电第四批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序言》  (2015年1月18日)  习近平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想一帆风顺推进我们的事业是不可能的。可以预见,前进道路上,来自各方面的困难、风险、挑战肯定会不断出现,关键看我们有没有克服它们、战胜它们、驾驭它们的本领。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有本领不够的危机感,以时不我待的精神,一刻不停增强本领。只有全党本领不断增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梦想成真。  好学才能上进,好学才有本领。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各级领导干部要勤于学、敏于思,坚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以学益智,以学修身,以学增才。要努力学习各方面知识,努力在实践中增加才干,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拓宽眼界和视野,着力避免陷入少知而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的困境,着力克服本领不足、本领恐慌、本领落后的问题。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组织干部学好用好这批教材,帮助广大干部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和工作要求,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不断提高知识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履职尽责的素质和能力。

中国网2月5日讯(记者 魏方超)随着广东、海南、吉林三个省份即将迎来两会,2015年地方两会已渐近尾声。在已结束两会的28个省区市中,有26个省份进行了省部级以上官员的人事调整,有61人先后履新,仅上海市、山西省未有变动。    中国网记者梳理发现,这26个省区市的人事变动中,29人补选为人大副主任;2人当选人大主任,分别是乃依木·亚森当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纪恒当选云南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主任。23人补选为政协副主席,2人当选政协主席,分别是臧献甫当选政协天津市第十三届委员会主席,柯尊平当选政协四川省第十一届委员会主席。  在政府方面,有3人当选为副省长;陈豪当选云南省人民政府省长,原省长李纪恒现任云南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雪克来提·扎克尔当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原主席努尔·白克力已调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  需要指出的是,在各地两会召开之前,不少省份也都相应进行了一些人事调整,如马世忠就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文慧转任省委常委、秘书长。  至此,除了广东省政协主席之外,各省区市所空缺的职务均已填补。而代省长也只剩下海南代省长刘赐贵。广东、海南省两会将分别于本月7日、8日开幕。  出乎意料的是,山西此次两会未有人事变动。2014年,山西政协副主席令政策、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先后落马,但此二人的空缺依旧存在。    从61人的年龄来看,出生于1955年(60岁)之前的有36人;其中,1955年出生的达到22人,占比超三成。年纪最大的是出生于1952年的乃依木·亚森。今年1月24日,乃依木·亚森高票当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在此之前,他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职务。  出生于1960年之后的有三人,分别是1961年出生的福建副省长郑栅洁,1962年出生的贵州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孙立成,1962年出生的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孙其信。孙其信也是此次人事变动中,唯一一名由高校转任政坛的。身为无党派人士的孙其信曾担任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2011年1月起转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副部长级)。  2014年以来,副省长兼任公安厅长渐成趋势。此次调整中,多名公安厅长升任副省长,如贵州省副省长孙立成、福建省副省长王惠敏等。此番调整后,由副省(市)长兼任公安厅(局)长的省区已达21个。  云南省公安厅长杨嘉武是一个特例。在1月29日,云南省省长助理、省公安厅厅长杨嘉武,当选云南省政协副主席。云南省政府官方网站简历显示,杨嘉武1959年出生于云南永平。从1984年到2012年,杨嘉武一直工作于云南省国家安全厅,由普通干部升任党委书记、厅长。2012年起,杨嘉武开始担任云南省政府省长助理、省政府党组成员,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兼督察长。编辑:

昨天上午,北京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开幕,北京市市长王安顺作政府工作报告。“京津冀协同发展”被作为2015年首项工作任务进行报告。此外,在谈及2015年主要工作任务时,报告中11次提及“新常态”。报告还制定了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将GDP增速目标由去年报告中的7.5%主动下调至7%左右。        昨天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政府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牢把握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积极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在京津冀一体化呼声愈来愈高的大背景下,北京市拿出了相当大的诚意,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在今年7项重点工作中,排在第一的位置。  报告指出,协同发展要解决四个问题:加快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率先突破三个重点领域;立足合作共赢,推动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加快新机场征地拆迁和外围设施建设,推动临空经济合作区规划编制和实施工作。  报告指出,要加快疏解动物园地区批发市场、大红门地区批发市场、天意小商品批发市场,对其他区域性批发市场逐步制订调整疏解计划。抓好京沈客专、京张铁路、京台高速等跨省市铁路、高速公路和国省干线公路建设,打通一批断头路,促进区域重点城市公交“一卡通”等。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新常态的主要特征和趋势性变化在首都经济中表现得比较突出和明显。”在谈及2015年工作任务时,报告开篇点题。“新常态”的表述和思路贯穿整个2015年的整体工作。  如京津冀协同发展,报告指出这是适应新常态、落实新定位、迈向新目标的“必由之路”;深化改革开放是适应新常态、落实新定位、迈向新目标的“动力源泉”;创新驱动则是适应新常态、落实新定位、迈向新目标的“根本举措”。  从数量上看,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新常态”的相关表述共出现11次之多,成为今年工作报告中的高频词之一。  此外,冬奥以及申奥也成为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新“亮点”,频频出现。王安顺指出,2022年冬奥会申办正处在关键阶段,接下来的工作重点是精心做好国际奥委会评估团考察接待工作,高质量完成主题陈述、场馆考察等任务。同时广泛开展冬季体育运动,大力推进冰雪体育进校园、进公园、进商业园。    北京市社科院研究员、副院长赵弘表示,近年来中国一直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新常态”是对“转方式”这一命题的新表述,是对过去经济发展理念、经济发展角度的再调整,说到底,还是要转方式、调结构。  近年来,北京市已经在转方式、调结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今年北京市进一步调低GDP增速,对此,赵弘对记者表示,这表明北京已经做好了进入“新常态”的准备。赵弘表示,目前北京市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大城市病,因此要把调结构、优化经济增长质量作为突出位置。  对于今后的发展,赵弘认为,经济增速降下来并不一定是坏事。“经济增速降下来,不仅有利于缓解北京市人口过多的压力,还能减轻政府各部门的压力,让政府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调整结构中去,这对实现首都的战略定位有促进作用。”    2015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以内;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长7%;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3.5%左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口径增长7%以上;全社会研发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6%左右;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水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下降2%、4%和2.5%,空气中细颗粒物年均浓度下降5%左右。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GDP预期增速目标下调至7%,去年报告中的目标是7.5%,公共预算收入增长目标也下调至7%以上,去年这个目标是10%。  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胡坚说,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的基数已经越来越大,在“新常态”下,GDP增速目标放缓是为调结构、促创新服务的。但应该看到的是,北京市GDP的增速虽然比起以前有所放缓,但绝对数值仍然在增加,这也说明北京经济是在不断发展进步的。  “降低GDP增速目标并不意味着不增长或少增长,只是说现阶段我们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而非速度。北京人口基数大,发展条件好,如果条件允许再回到过去的高速发展阶段也并非不可能。”胡坚说,“目前来看,7%的增速目标定得相对合理,以北京市的情况看,今年完成该目标不会太难。”    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赵弘指出,两个7%体现了决心气魄和实事求是精神。疏解一部分非首都核心功能,治理北京的“城市病”。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减速、一定会减收、一定会减利。GDP增长会减下来,财政收入会减下来。这次明显地调低了财政收入的增长目标,充分预见到了今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所带来的财政影响,这是符合北京现阶段发展规律的,是对规律的一种把握和预见。  追求高速度未必需要多大勇气,但主动把速度降下来却需要“壮士断腕”的气魄和勇气,需要对传统发展观念的重大超越。新常态是考验北京在新的条件下发展的气魄、胆量和能力,在这方面北京已经有几年的磨砺和准备,这些年以中关村为代表的创新驱动发展新机制培育,实际上就是一种对新常态的准备和应对。    不过,胡坚也坦言,目前北京还有很多优质资源有待利用,北京市的经济发展活力依然强劲。统计数据显示,1991年至2013年,我国投资、消费占GDP的比重发生了有趣的变化。1991年,全国投资、消费占GDP的比重大约为30%、50%,而2013年这一数字变为50%、32%。  “在提振内需上,北京市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胡坚说,同时,北京也应该在2015年继续用好产业升级的优势,发展创新型产业、转移低端产业、培育科技型民营企业。此外,胡坚建议,北京市应该积极促进城乡平衡发展,增加远郊区县对北京经济的贡献率。“例如在北京就有很便利的条件推行金融后台化,将银行的备份后台、呼叫中心等迁往远郊区县。”胡坚说。  本版采写京华时报记者孙乾张然平亦凡京华时报制图吴垚编辑:

分类(养生)| 2016-04-02 11:02:02